十八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

18世纪的中国是清代社会的鼎盛时期，而乾嘉考据学则是18世纪中国学术的突出特点。历史考证学是乾嘉考据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乾嘉时期史学领域的主流，但它绝非18世纪中国史学的全貌。如果我们既从考史的角度着眼，又从理论的角度审视，就会看到18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存在两大趋势，即考据的发展趋势和理论的发展趋势，这才是18世纪中国史学的全貌。目前关于乾嘉史学的考据发展趋势及其成就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此文试就乾嘉史学的理论发展趋势及其成就作一概括性的考察。

18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乾嘉时期有一批以阐说理论见长的史家。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浙东学派史家在理论方面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特别是章学诚，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对清代以前的史学作了深入的理论总结，在理论认识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许多关系史学发展全局的理论问题，其成就与考史学派交相辉映。全祖望和邵晋涵等也形成了见解独到的史学批评理论。

第二，历史考据学派的理论成就尚待清理。事实上，乾嘉考据学派的学者并非仅仅以考史见长，其中一些成就较高的史家，如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崔述等，在自己的考史著作中也寓含着深刻的思想认识和理论见解。他们在理论上的成就至今还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第三，乾嘉时期的一些文学家和思想家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应受到充分重视。例如，浦起龙、杭世骏、梁玉绳、洪亮吉、汪辉祖、袁枚、汪中、戴震、纪昀等人也有较深的史学造诣。正因为他们擅长考史或论史，所以对某些历史问题研究很深，见解独到，有不同程度的理论建树。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也应视为18世纪中国史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方面都有突出的成果。

首先，乾嘉时期的史家对于客观历史的认识，其理论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历史进程动因的认识。乾嘉时期的史家在柳宗元和王夫之用“势”阐明历史进程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历史演变之“道”，社会盛衰之“气运”，客观“时势”以及“民心所愿”等问题，突出强调了“时势”推动历史进程的作用。尤其是章学诚关于“道”即“事势自然”的认识，赵翼关于“气运”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和“民心所愿”推动历史进程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关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认识。乾嘉时期的史家通过考察“古今政事”和“古今风会”的递变，对“博古”与“知时”的相互关系作了辩证的阐释。章学诚关于“礼时为大”的主张，王鸣盛和钱大昕关于“不可泥古”的主张，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们反对博古而不通今，强调注重现实。这说明乾嘉学者并非只在故纸堆中考订历史，而是以朴素的社会进化观念对历史和现实关系问题作了理论上的阐述，表现出进步的历史意识。

——关于历史评价原则的认识。乾嘉时期的史家评价历史重在考察客观实际，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原则。例如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崔述等人都主张以揭示历史的真实作为历史评价原则。崔述提出应该把不同时代的历史事实放在其所处的时代评价，不能把后人的认识强加于古人。章学诚提出了“论古必恕”的概念，主张考察“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处”，即从前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两方面评价历史人物。由此看来，乾嘉史家的历史评价理论中包含着朴素的历史主义认识。

——关于历史研究方法论。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考证研究历史时也形成了历史研究方法论，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归纳演绎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朴素辩证研究方法。章学诚还提出了研究历史的“会通”方法论，具有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意向。

其次，乾嘉时期的史家对于史学自身的认识，取得了更丰富的成果，其理论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史学属性的认识。乾嘉时期的史家鉴于宋明以来理学家贬抑史学地位的弊端，重新审视了中国历史上的经史关系，赋予“六经皆史”学说新的内涵。章学诚、钱大昕、崔述、洪亮吉等人都认识到端正史学地位的重要性，主张以史学的征实挽救经学的空疏。章学诚对史学的属性从理论上作了系统总结，把古今史籍区分为“记注”和“撰述”两大部类，并用“藏往”、“知来”揭明其性质，用“方智”、“圆神”概括其特征。他还论证了“史法”和“史意”的相互关系，阐明了史学属性在于著述具有别识心裁，成一家之言，而不能仅仅编纂历史事实，没有史学思想。

——关于史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赵翼表明自己治史是要“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意在提醒清廷，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章学诚提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反对把学问作成脱离社会的空洞说教，主张史学应当有裨于社会生活和学术风气。

——关于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认识。章学诚考察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中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主要体裁的发展演变过程，揭示出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法则。他认识到不同体裁之间既有继承，也有扬弃，提出了“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的观点，形成了否定之否定的朴素辩证认识。他还认识到各种史书体裁都有优点和缺点，进而提出了史书体裁创新的设想：“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删书志之名，而增图谱之例。”

——关于史学批评方法论。乾嘉时期的史家处在总结和清理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时期，史学批评意识更加强化，因而在史学批评方法论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章学诚在刘知几“才”、“学”、“识”史学三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概念，其中“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方法，就是强调史家不应把自己的主观评价强加于客观历史之上，触及到历史认识论中主观与客观相互关系的理论。历史考证学派中赵翼、钱大昕、王鸣盛等人对史学“求真”观念的认识比前人认识更加深化，从一个方面表明史学批评意识增强和批评方法的深入，也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从以上论述和分析可知，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是比较突出的。其理论上的特点是：

第一，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水平来看，有些成就是带有总结性的，达到了古代史学理论的最高阶段。例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和《校通义》两部书中，阐述了这样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关于六经皆史的认识，二是关于史德与心术的认识，三是关于史意的认识，四是关于撰述与记注的认识，五是关于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的认识，六是关于知人论世的认识，七是关于方志学的认识。可以认为，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做了全面总结，对中国史学具有整体考察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与终结。

第二，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进程来看，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有些问题是继承前代史学理论发展而来，例如对“时势”的认识和“经世致用”的认识，就是继承唐代史家和明末清初史家的思想而来，到这一时期发展得更加完备。有些问题则是在前人理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的新认识，例如关于“史意”和“史德”的概念，以及把“史法”与“史意”相对应，以“史德”与“才”、“学”、“识”相补充的认识等等。还有些问题则对后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关于“知人论世”的朴素历史主义认识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等，都对近代中国史学具有直接的影响。